晋中购物:评《二重国家》:国家的两个身体

admin 5个月前 (06-05) 社会 51 3

魏玛共和国为人类留下了太多财富与教训,它在文学、艺术与影戏领域的绚烂,为厥后的文化与艺术带来了数不清的灵感和真相,在最近热播的德语电视剧《巴比伦柏林》第三季中,我们就能看到黄金时代哥特影戏的拍摄现场,其开创性的显示主义气概在魏玛消亡后残存至今,远远超出了这个夭折国家自身的气数。同样的事情远不止发生在文学艺术这样的所谓上层建筑上,魏玛共和国自己的制度结构也是一本有待阅览的宝卷,仔细的读者能够从中抽取现代政治的典型。

理性的阴影照样阴影中的理性?

威廉二世主导的德意志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节节败退,海内不堪重负的种种势力乘隙发动革命,德皇不得不退位亡命,而在一定的妥协和血腥的镇压后,德国社会民主党控制了事态,形成了基于议会制的德意志国(Deutsches Reich),也就是通常说的魏玛共和国。既然种种势力之间仅有有限的妥协,且已经发生了残酷的暴力冲突,那么在日后,各个势力之间种种正当的与非法的斗争也就在所难免,加上战败与凡尔赛条约所带来的屈辱,与动荡不定的海内国际经济形势,这险些注定了魏玛时代德国社会的杂乱无序与前途不明。现实发生的历史已经注释,在种种激进派的团结袭击下,执政的社民党政府最终式微,早就看这些左派文人不顺眼的军方保守势力培植纳粹上台,最终让希特勒于1933年当上总理,正式开启德国的漆黑年月。

然而,本文并不希望停留在揭破这种并不令人意外的转变,而且对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从魏玛到第三帝国的堕落史也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本文关注的恰恰是,在纳粹党正式执政后的漆黑时代里,纳粹张牙舞爪的野蛮形象背后,所暗藏着的基本性的虚弱,而且我们信赖,这种虚弱,现实上也是所有所谓“全体主义国家”的基本性的虚弱。

一样平常来说,从波克瑙(Franz Borkenau)到纽曼(Franz Neumann)再到汉娜·阿伦特,二十世纪的德语知识分子围绕全体主义所举行的讨论,虽然厚实且主要,然则无法脱节这样一种印象,那就是他们在某种水平上,把全体主义所宣称的器械,当成了全体主义现实上拥有的器械,这种对全体主义的恐惧,拉长了全体主义的阴影,一句话,正是由于人们信赖全体主义的威胁,让全体主义确实戴上了它本不配拥有的至暗冠冕。

由于法兰克福学派所做的批判,理性似乎无可挽回地与全体主义——二十世纪的灾难——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绝不犹豫地训斥理性的滥用以及因此对理性的恶用。于是乎,对全体主义的科学研究,现实上在批判理论这里退回到一种伦理训斥,其攻击工具固然是理性的阴暗面——即理性的阴影。可以说,人们基本没有意识到,纳粹德国的失败之以是命中注定,并非由于其伦理上的极端邪恶,而是由于在基本上,纳粹统治乃是一种不稳固的短暂状态,里芬斯塔尔的影戏中所展现的那种秩序、统一与高效,恰恰建立在一种现实上难以恒久维系的二元结构上。

然而,若是说人们以为二十世纪德国政治哲学图谱的一边是名声昭著的“批判理论”,另一边是卡尔·施米特和埃里克·沃格林为代表的政治神学或者神学政治,那么就必须说,这样的舆图并不是那么完整:恩斯特·弗兰克是一个险些完全被遗忘的名字,他的著作只引起了少数人的注重,可是一旦人们发现并仔细阅读他的杰作《二重国家》,就一定会认可,他对全体主义的指斥极其深刻且富于原创性,在这本书中,不同于绝大多数全体主义的研究者,弗兰克以为,纳粹体制乃是一种二重国家,它由两个相互斗争相互依存的部门所组成,一半是超权国家,另一半是规范国家。规范国家在纳粹帝国中作为阴影中的理性,展现着自命不凡的全体主义的无可全体性。

一切简化了的历史课本都市轻佻地以为,所谓统制经济就是纳粹政权对社会的掠夺。然则,这种注释简朴化了总动员作为一种高度庞大的社会运动所需要的种种中介体和规则,也就是说,总动员并不是一件简朴的下令就可以完成的,它需要社会中的各个行为者有用而且相互能够协调的互动。这样一来,全体主义国家的绝对性反而就变得极端晦气,作为一个全体国家,纳粹自己的权力被以为是绝对而妄为的,这对其统治来说也是必不能少的,这种权力结构,在弗兰克这里,曾被称为“作为政治统一体的国家”,厥后在《二重国家》中,被称为超权国家。

超权国家即Prerogative State,日译本使用“大权的”一词来翻译prerogative,本文则希望进一步强化这个词的生疏感,因此译作“超权的”,而不使用一样平常词典上的译法,即“特权的”。这是为了在prerogative与privilege之间做出区别,后者才是人们所经常谈到的特权,如贵族特权(noble privileges)、封建特权(feudal privileges),现实上,在早期的版本中,弗兰克曾使用的术语是Ma?nahmenstaat(措施国家),在亡命美国时代,通过阅读洛克,弗兰克采用了prerogative这个词,用以强调其逾越法权的特点。顺便一提,中译本《政府论》中,这个术语也被错误地翻译为“特权”。

《二重国家》

正如所有考察家所看到的那样,超权国家在纳粹统治中占有中央职位,对国家事务拥有着优先权。然而我们会发现,不同于大多数研究者的是,弗兰克坚持以为,在第三帝国中,只管超权国家对规范国家有着优先性,规范国家对第三帝国来说依旧是必不能少的,而且甚至可以说,超权国家在可以随便地蹂躏规范国家的同时,也不得不极端地依赖规范国家。

外交皮箱中的手稿

1898年12月26日,恩斯特·弗兰克生于德国科隆一个富足且开明的资产阶级犹太家庭之中,可是好景不长,家庭变故导致他失去了双亲,于是他不得不搬到法兰克福投奔其叔叔,后者是一个活跃的左翼分子,经常介入地方的工会与社团流动,这种空气显然影响了弗兰克,他在成年以后主要是作为工会状师而活跃。

恩斯特·弗兰克

搬迁到法兰克福的另一个结果促使弗兰克厥后就近入读法兰克福大学,在那里,弗兰克结识了弗朗兹·纽曼,后者将历久作为他的同伙和论敌,不外需要注重的是,纽曼厥后被算为广义上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并不是由于他就读于法兰克福大学。这里顺便指出,所谓法兰克福学派基本上是用来指围绕阿多诺、霍克海默所形成的谁人小团体,只是厥后追根溯源,人们才把受雇于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这现实上是一个半独立于法兰克福大学的挂靠型机构——的学者都算作广义上的法兰克福学派,弗兰克与纽曼在上世纪二十年月虽然同时在法兰克福大学念书,但与社会研究所并无关系,纽曼是在三十年月亡命海外之后,才通过熟人先容加入了也已亡命的社会研究所,固然,这件事并不稀奇,那时的德国亡命者相互之间或多或少是熟悉的,甚至弗兰克也与霍克海默打过交道,弗兰克的《二重国家》也曾给霍克海默看过,后者对此大加激励,但并没有支持其出书。

在二十年月,弗兰克取得了法学学位,他关注新兴的执法社会学,并专注于执法实践与社会运动的连系,这也就是为什么他选择劳动法作为自己专研的工具,这种学术上的倾向性与政治上的倾向性显然是相关联的,他介入了大量社会事情与工会运动,并于1926年担任德国金属工人工会的执法顾问,在工会的支持下,他于莱比锡四周获得了一个西席职位,工会刚刚在那里开设了一所面向工人的教育机构,目的是向工人们教授种种一样平常性的知识。随着时间的希望,弗兰克逐渐生长起自己的事业,他在维持与工会的密切联系的同时,正式化了自己的职业身份,他于1927年在柏林开办了一家私人状师事务所——固然,主营业务照样老本行,即处置劳工相关的执法事务。与此同时,他也在学术界有所建树,撰写和揭晓了相当多的论文,这为《二重国家》的形成奠基了基础。

从学理的角度来说,执法社会学才是弗兰克所青睐的角度,然则要真正通向《二重国家》,这就与他自身的特殊身份和魏玛体制有关了,1933年纳粹党上台后,马上从执法层面睁开对犹太人的迫害,昔时4月即颁布在国家公职人员中严酷限制犹太人的《公务人员中兴法》(Gesetz zur Wiederherstellung des Berufsbeamtentums),该法律系统地划定和限制了犹太人的职位与权力,成为厥后更为臭名昭著的《纽伦堡法案》的先声,这部执法克制犹太人担任像状师这样的社会中层职业的岗位。

然而,1933年的这部法案中留有一些破例,即一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出孝敬或者失去父亲或儿子的人,以及在1914年以前就最先事情的人,可以获得宽免,不会被作废职业资格。纳粹政府低估了犹太人对德国做出的牺牲和孝敬,这部执法颁布以后,有一半以上的犹太状师由于具有上述条件而免受剥夺资格。这种宽免条件的存在大概是由于纳粹才刚刚上台,需要时间的铺垫来完成他们的种族主义设计,也需要在一定水平上宽慰一战老兵。这些犹太状师继续活跃在执法界,这让纳粹政府异常悔恨和气忿,这样的状态于他们无论如何都是难以忍受的,于是这个狂热政权最终走向了所谓的“水晶之夜”和“最终解决”这样不能饶恕的暴行。

由于弗兰克正是一位曾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壕沟战中厮杀并幸存下来的人,因此,他也受到宽免,得以继续举行事情,而且从1936年起,隐秘地最先准备《二重国家》的草稿,最终在一切都还没有变得最糟糕的时刻,于1938年9月,逃离了德国。距离弗兰克的逃离仅仅已往五十天,1938年11月9日至10日,针对犹太人的打砸抢烧发生在所谓的“水晶之夜”。

《二重国家》的草稿已经完成大部门——最初这本书被命名为《元二重国家》(Urdoppelstaat),在那时的事态下携带篇幅云云伟大的文本逃离是异常不明智的,更何况这个文本的矛头还直指纳粹政府。弗兰克努力的社会流动给他带来了利益,通过这些年建立起来的关系网,他找到了一位驻柏林的法国外交官,后者把这份珍贵的手稿塞进外交皮箱,顺遂地带出了德国。手稿建立在厚实的档案质料和直接介入到第三帝国的司法实践中所发生的一手考察的基础上。在1933-1938年在这段时间里,一方面是伟大的危险,另一方面也是伟大的机遇,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最为残暴的政权现实上的运作模式——对相当多的德国亡命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由于逃离得更早,没能近距离考察到第三帝国在战争前夜里的社会互动状态。固然,能够逃离已经是最大的幸运了,弗兰克的许多同伙就没有这么幸运,例如,对本书完成做出伟大孝敬的德国法学家马丁·高戈尔(Martin Gauger),他因拒绝效忠希特勒并加入抵制流动,于1941年被关押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并很快于皮尔纳-索恩斯坦屠杀中央(T?tungsanstalt Pirna-Sonnenstein)被正法,这可能也就是为什么对全体主义国家的研究,弗兰克和批判理论的学者们得出了在很大水平上相冲突的结论。

作为二重国家的纳粹德国

在纳粹颁布禁令以后,仍然有大量的犹太血统的状师由于种种宽免条件而破例于禁令并继续事情,这一事实自己清楚地显示出,纵然在纳粹体制下,早期的社会治理中,执法所划定的界限依旧是清晰和一定水平上可确信的。为了制止美化那时的情形,必须要指出,这些犹太状师在接下来几年中不停受到纳粹政府默许和支持的非正式种族主义整体的歧视和骚扰,而且他们面临的克制事项也越来越多,可是至少在1938年以前,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纳粹政府的反犹主义流动,很大水平上也必须依赖一套可预期的、内容明确的执法规范来举行,也就是说,政府至少不敢公开地违法——只管这种执法已经由于纳粹党的大权在握而被扭曲和被毒化。

举例来说,在1939年以前,针对那些被纳粹德国视为敌人的人,包罗但不限于社民党人、共产党人、宗教人士、纳粹党内异见人士、犹太人、吉普赛人、心理残缺者……纳粹政府在许多情形下并不能未经审讯就直接杀死或处刑他们。盖世太保必须经由法庭程序才气睁开迫害,弗兰克在这个时期作为状师为劳工和左派人士辩护,而且许多情形下是获胜方,也就是说,已为纳粹政府所污染的执法系统,依旧能够在一定水平上,珍爱普通人免受超权国家的折磨。

固然,这里并不是要强调规范系统与纳粹之间的道德性的匹敌,弗兰克并没有像许多执法实证主义者那样,寄希望于执法系统自身同时组成正义的泉源与支持。弗兰克想要注释的是,这个超权国家,之以是极不情愿地维持这个规范系统,不是为了简朴地行使后者为自身提供正当性的泉源,只管这一点确实是不能否认的,就像激进左派通常所设想的那样,执法是统治阶级维护自身的工具或者仅仅起到一些装点门面的作用,然则我们要注重的是,这种装点作用既无法诱骗任何人,纳粹对其也并不依赖。例如人们经常会说纳粹是依赖选举正当上台的,这现实上完全是一个错误的说法,纳粹党从未在国会中取得绝对多数,最终得逞,是行使暴力与阴谋、冲锋队与政令的双重袭击直接祛除了竞争对手。可以说从那时起,纵然完全放弃规范系统看起来也是无所谓的。那么,为什么现实发生的情形却是,这个政权要去维持一种显著会阻碍其权力施展的系统呢?

最近这些年,随着卡尔·施米特在知识界的盛行,人们一样平常会接受他的想法而以为:主权就是决议异常状态。在这种情形下,执法只不外是主权者的工具,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施米特看来,正当性与正当性是不能以混淆的。然而,弗兰克的剖析告诉我们,只管主权者看上去掌控一切,因此,也就固然包罗作为工具的执法,然则这种工具在实践的过程中,自然又会发生自己的不透明性,这种不透明性是主权者无法掌控也无法生产出来的。

弗兰克没有否认规范国家对超权国家的屈从,然则更主要的是,规范国家自身的实践,作为一种社会事实,无可制止地形成一种自成一体的状态,这就意味着它有着自身的目的和运转方式,而一个运转优越的规范系统,恰恰是超权国家最需要的。通过明确的规则和清晰的界限,规范系统为经济与社会运转带来必不能缺的可预期性和可调控性,一言以蔽之,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运转无可取代的经济理性。超权国家为着自身的扩张和生长需要不停且竭尽全力地吸取被它所支配的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业能量和经济财富,这反而使得超权国家从基本上就不是无所不能的全体主义:由于虽然从一方面来说,超权国家压倒着规范国家——否则,我们怎么会叫它超权呢;然则另一方面,这个超权国家不得不依赖和乞灵于规范国家的优越运转。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弗兰克看来,这种二重国家的状态是异常短暂和极不稳固的。可以说,这样一个自命不凡的全体国家,必须在它自己内部勉力维持这两种身体,它必须巧妙地监视着两者互动所发生的利益和消耗的比率,它不得不在超权国家攫取资源到达最大值,而规范国家尚未彻底崩塌的临界时刻/危急时刻(moment critique),接纳新的动作以便维持自身,这可能也就是为什么在弗兰克逃离的一年之后,1939年,纳粹德国就不得不开启周全战争,并最终走向消亡。

全体主义之无能

换句话说,弗兰克的这本书,远不是对耀武扬威的纳粹帝国的道德指斥,由于其邪恶早已人尽皆知,然而,人们恐惧于这种邪恶,把这种亘古未有的残忍看成是纳粹国家全体性的一种显示,其结果是,在这种理想中,人们虽然辨认出全体性的邪恶,但却与此同时对其生出佩服之心,这也就是为什么《意志的胜利》在那时广受好评。某种水平上可以说,批判理论也屈从于这种理想,所谓“纳粹政权是理性与邪恶的连系”现实上也可以说成是“纳粹帝国是理性但也是邪恶”的不情愿的表达。

然而,全体主义并不由于其邪恶而万能,正如弗兰克所考察到的那样,超权国家无论怎样蔑视旧有的秩序,依旧在其司法-行政实践中,为经济贸易与生产等领域留下了可以运转的规范系统,这固然会引起一些系列的连锁反应:既然经济只是社会全体的一部门,那么经济的规范系统就一定要求着对社会全体的规范,这样一来所谓全体主义国家就会陷入一种两难的田地:一方面其超权国家的部门要对社会举行武断而随便的控制,另一方面又需要社会自己能够维持一种规范、平和的状态,它同时要求向汤料中添加杂乱和秩序,再天才的厨师也没有设施同时调配两者。

实在,某种水平上说,弗兰克的想法也并不是那么的原创,现实上这涉及人类自古以来就面临的一个基本命题,那就是彻底的不正义是更难以做到的。柏拉图就曾经谈到过所谓的盗亦有“道”的问题:此处的“道”并非道德的寄义,而是指一种合理性,固然,苏格拉底是以“正义”这个话题睁开对话的,他在反驳特拉西马克时得出结论:

……若是说在我们看来,正义的人更为智慧、更能够举行配合行动,从而不正义的人也就更不能够举行配合行动,那么,当我们断定说这些不正义的人,他们中有些人一有机遇就会实现相互团结的配合行动,在这种情形下,就会证实我们所言完全不正确。由于若是这些人真的是不正义的,那么他们也就基本无法相互相容,因而很显著在他们之中也存在有某种正义,这种正义能够在他们配合否决其他人的时刻,阻止他们于相互之间犯下不义之事。可以说他们正是由于有了这某种正义才气做出他们已经做出的不义之事。他们把他们的精神投入到不义之事中,但透过此种不义之事,他们事实上只是半个恶人,由于那些全然的恶堕而且彻底不正义的人是基本无法行动的。……(柏拉图,《国家》352c-d)

书中苏格拉底的意思是说,若是强盗或窃贼组成的团伙或者其他什么团体,当他们在从事不正义的流动时,若是相互之间也是彻底不正义的话,那么他们的流动也是基本不能能的。

现实上这也就是弗兰克所强调的超权国家对规范国家基本上的依赖。这现实上完全驳倒了人们经常谈论的那种关于全体主义国家所具有的全体性的神话,现实上这样的神话在那时,在现在都极端盛行。弗兰克在本书1941年的导言的末端说道:

针对德国专制体制的肤浅看法可能会被其武断性或者基于秩序的效率所感动。而这本书的论点是,纳粹专政的特点就在于这两个因素的组合。

这种镇定的熟悉在那时基本得不到明白,例如他的同伙纽曼就以为二重国家这个研究基本没什么价值,由于纳粹的本质就是无法无天的杂乱和恐怖,它是摧毁一切障碍和秩序的杂乱传播者,以是纽曼以犹太神话中的巨兽“比蒙”来命名纳粹国家。纽曼的这本《比蒙》赢得了若干喝彩,就说明晰那时的学术界有何等稚子,这种把全体主义视作邪恶妖怪的研究,只能算得上是一种政治宣传,美意全体主义真的如它说的那样不能战胜一样,这基本就没能正视全体主义国家的运作机理及其弱点,纽曼以为纳粹体制就是要打破这种二重状态,而弗兰克则以为二重国家是相互依存的。作为深受韦伯影响的法学家,《二重国家》的作者现实上回到了韦伯的经典命题,那就是现代性与合理性之间的密切关系。纳粹想要实现其建设与扩张的迷梦,它的恣意权力固然不能能辅助它去协调这种对现代国家的治理,由于既然是“现代的”,这个全体主义的国家就必须在政治与经济生活中普遍运用经济理性,弗兰克指出,在纳粹体制中,对一样平常的私有财富制度和生产资料中的私有制制度的珍爱是显著的,他考察到,“从整体上看,现在私人财富的收入比以前平安多了”。这注释,权力只管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然则并没有到达人们妄想中的随便妄为的水平,社会的秩序被很大水平保留下来,也就是说,被纳粹体制机能上所厌恶的规范体制像是影子一样平常,牢牢追随超权国家,于是,全体主义基本上也就丧失了其全体性。

写到这一步,敏锐的读者应该已经发现,弗兰克用“二重国家”对全体主义所做的这种剖析,与现代哲学家阿甘本的想法十分靠近。只管我们从未见过阿甘本引用过弗兰克的这部杰作(鉴于阿甘本对法学文本和魏玛时代种种德国理论的深刻领会,他很有可能知道并阅读过弗兰克的这本书,固然,这一点只能依赖以后文献学家的仔细事情了),然则我们现实上看到两者的相似之处。

再次总结弗兰克的主要论点:全体国家并不是像人们通常所想的那样真的具有全体性,也就是说,它并不具有根据其界说所应该具备的那种对社会举行全体控制的万能权力。相反,全体主义国家,至少纳粹德国,总是在其郁勃阶段维持着一种二元状态,一边是超权国家/措施国家,另一边则是规范国家。两者并不是和睦相处的状态:从内容上看,两种国家是内在冲突的,因此这注定了纳粹德国的不稳固状态,弗兰克从未否认二重国家的暂时性,然而,这种暂时维持的委曲平衡,展现出全体主义国家的无能之处。固然,正如阿甘本在一篇精妙的漫笔中所写的一样:

政治的中央的隐秘,并不在于主权而在于治理,并不在于天主而在于天使,并不在于国王而在于大臣,并不在于执法而在于警员。

通过在彼得森和施密特的重要论争之间游曳,阿甘本的一系列研究,展现的无非也就是这样一个原理:统治与荣耀、主权者与政府,它们之间不是一种简朴的阶序结构,即主人和工具的关系;而是像超权国家与规范国家一样,相互纠缠在一起,只管不情愿,但简直就是那副经典中世纪形象——国王既在执法的上边逾越法,另一方面又在执法的下边受制于法。全体主义的所有隐秘就在于全体化的周全不能能性,由于治理者只不外是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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